刘苗苗：做导演，戴着镣铐舞蹈是生命的常态｜对话

就像你说的，小时候就喜欢文艺，爱唱歌跳舞，喜欢读书，记得那时候学校图书馆很多书都被封了，然后就把门撬了，半夜去学校图书馆偷书，再到县里是图书馆，也能通过关系借到，像世界文学经典，像托尔斯泰、左拉的很多作品等。

《大象》：当时选择电影导演有很明确的概念吗？

刘苗苗：对电影专业没有明确的概念，要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压根就不敢考了。我以为那个电影导演可能就好像我在学校宣传队里面当队长时文艺骨干一样，组织大家演出。但也大概了解那是很难的事情。小孩子都爱看电影，我们一个电影要看很多遍，那时候银川有一个红旗剧院放电影，五分钱一张票，然后我们经常去“钓鱼”，一般都是吃完晚饭以后到电影院门蹲守着，等退票再买，这就叫钓鱼。可能就是一种基因吧，还是喜欢这个，然后就是爱读书，想尽一切办法找书看。

《大象》：那您是到北影读书时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么？

刘苗苗：那当然了，我都吓坏啦！而且我们导演班的那些同学，工农商学兵都有，年龄也相差很大，这是77、78级的特点，不像现在年龄几乎差不多。我们班大的28、29岁，小的像我16岁。当时感觉人家什么都懂，阅历又那么丰富。哎呀，我就觉得我不该到这，我很自卑，经常一个人到学校外面去哭。

《大象》：您是在学习之后有了未来一定要当导演的想法吗？

刘苗苗：你学导演系你必须导，这个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那时候专业很清楚，你毕业后被分到电影制片厂，从导演的助理开始做起。当然我们的专业性都很强，学导演的当不了摄影，学摄影的肯定也干不了美术，但是摄影可以当导演，因为导演没有硬件指标。

《大象》：您认为好的电影导演/剧作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刘苗苗：电影导演是个杂家，编剧也是个杂家，他们应该什么都懂。我也一直在做自己作品的编剧，也给别人写剧本。牵扯到什么问题你都得学习，你比如说，极端一点的我写过一个中国的机器人科学家，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从他开始的，我就必须去了解；比如说我还参与过横空出世的创作，就是写原子弹。那我就要读大量的书，参加很多专业性学习，去了解原子弹开始，国家为何会提出这个计划，研究过程中有计算部分等等。导演也是如此，比如我拍《家丑》时，故事描述的是一个当铺家族的故事，那我就必须去了解当铺的相关专业术语，那个时代当铺怎么交流的，谈价是以什么方式？一个是大量的资料，一个是去采访经历过当铺时代的老人，九几年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些朋友还真有经历过的，包括当时采访第一代猴王，六小龄童的父亲，他是绍兴人，去他家里听他讲当时怎么讹，这个东西怎么样做手脚？什么叫死当什么叫活当等。又如我现在正在写的，中美即将合拍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漂》，它就是从1863年到1894年，珠江三角洲那一带，第一批到美国创业的华人，从淘金一直到修太平洋铁路，最后到唐人街的出现，就第一代华人创北美的这个故事。

一个好的导演、编剧，他必须做大量的笨功夫，就像我们说的灵光乍现那是玩不了的，灵光乍现也是在大量的笨功夫基础上。你得不断地学习，一直在学习中才能把这件事做好，作品才能做好，所以说这个专业很苦。大家都说创作是独自走过黑暗的过程，是一次精神历险，而这个过程也是幸福的，永远不会重复，每个新作都会面临新的问题，这很有意思。

谈电影学院

《大象》：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是十分特别的一代，贡献了第五代导演的大多数。

刘苗苗：对，那一代摄影师、美术师、录音师都很厉害，也出了一些好演员。我们那一届没有系统的电影理论课，我们导演系有剧作课，理论课就在影片分析中学艺术概论，而这是一门大课。我们还要上表演课，包括形体、台词等，所以一个好的导演，你要学会控制演员的表演，尤其碰到新手，即便形象很好，很适合这个人物，但是，他的技巧太青涩，你就得手把手的教。如果遇到儿童片，那就更要教了。

《大象》：那一届称78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

刘苗苗：嗯，我们自己叫78班，因为是1978年入学的。理论家们叫我们是第五代，我更喜欢称78班。我们班19个男生，9个女生，一共28个人，但是在电影学院招生的历史上，那届算是招人最多的一届。

那时候氛围挺好。我弟弟当时在西安外语学院，他到我学校来，就说：你们这里简直是“国中之国”，太自由了，没见过你们这么自由的大学。的确，那时候上课，同学可以反驳老师的观点，可以谈自己的想法。同学之间经常争论，各抒己见。这个是艺术大学应该有的氛围，那时候学校里不允许谈恋爱，但是我看我们同学谈的也不少。你想那时候有的同学进校都26了，怎么可能不让谈，老师也都年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象》：看了一些报道，说第五代导演受到文革的影响很大，就像您童年也经历过，在作品里面也会有表现吗？

刘苗苗：是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在意大利，《杂嘴子》入围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来采访我，和你问的一样，第五代导演为什么异军突起？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具体化的表达，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只想告诉你们，我的同班同学有很多，不是没有父亲就是没有母亲的。

谈早期创作

《大象》：所以说您拍的有些电影里面有些自传的性质？

刘苗苗：我觉得《杂嘴子》里面有这种所谓隐蔽的自传性。实际上所谓的自传性也不是完全写自己的。而是和自己的童年境遇和情怀甚至在当时创作的时候各种境遇有关。比如说我父亲早逝，而影片中男主人公也是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把自己牵连进了监狱，可能就表达父爱的缺失。我的表弟是个特别憨厚可爱的孩子，刚结婚，媳妇儿也刚怀上孩子，缺不幸出车祸去世了，弟媳妇因家里人要求把孩子拿掉了。就是说我舅舅舅妈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失去了儿子和孙子。在恶性的刺激下，我舅舅三天后依然下地干活，我看到了他们二位坚强的在生活，这些片片断断的东西都融到作品里面。

《大象》：您拍完《杂嘴子》在威尼斯获奖了，这对您后面的作品有什么影响？

刘苗苗：《杂嘴子》还没获奖的时候，我就开始拍《家丑》了。在拍摄期间，收到威尼斯电影节的通知，我赶去领奖，回来继续拍摄，《家丑》拍完又得奖了。之后我就生病了，身体也不太好，就停歇了一段时间。当然因为这两个奖，让我后来一直有饭吃，这很关键。总有胆儿大的找我，有人说刘苗苗身体不好，可以吗？居然到现在也有人找我做事。所以年轻的时候拼一拼，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会有收获。

《大象》：那您后来是什么机缘回到了宁夏电影制片厂。

刘苗苗：就是因为《杂嘴子》，回来的。当时，这里是半废弃的状态，当时欠债40万，就有一辆最破旧的那种软篷子吉普，车还是坏的，连油费都出不起，可能正常上班的，只有看门老大爷了。当时《家丑》拍摄后获奖，成为宁夏电影制片厂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获得奖项最高的一部作品。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就辞职了。我还记得，辞职的时候我领到了全年的工资，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厂的时候，除了工资以外没有多赚一分钱，也没有给厂里留下一分钱的债。

《大象》：您的作品，大多都是关注社会底层，家庭关系，有没有特别原因？

刘苗苗：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文学家，在文学史上，艺术史上，没有不关注底层的，谁敢不关注底层的？托尔斯泰是贵族，屠格涅夫也是，契诃夫自己生活的很好，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概念，就是你得关注弱势群体，人家活得好好，需要你艺术家干什么呢？你去干什么呢？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关注弱势群体，就不能称之为文明的社会。我们在很多当代中国电影中，总会看到去丑化穷人的表现，这个的确是有时候年轻人愤世嫉俗，年轻人的创作阶段，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程度不同，我就不想在我的作品里头过多的强调丑陋，如同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说的：“为什么艺术不能是美的呢？世界上丑恶的事已经够多的了。”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安慰人，能够给人以温暖，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大象》：之前报道说，您要把石舒清老师的一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寂寞天堂》，有些年头了。

刘苗苗：十多年了吧！三起三落最后也没有成功。今年舒清老师的《清水里的刀子》获奖了，我特别欣慰，当时就给他打电话说，祝贺你，我虽然没有跟你合作，但是你的电影梦圆了。了解这个过程的朋友打电话说在犹豫说要不要告诉我这件事，我跟他说，揪心已经过去了，我想开了，真的很高兴。清水里的刀子获奖，有两点让我很欣慰，第一是圆了石舒清的电影梦，第二是我当初对舒清的作品适合电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足够了。

舒清的作品对生命状态的描写，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种轻微的表达，只有电影能够再现，而且最对我的胃口，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是对卑微生命的态度。

《大象》：从影这么多年，一直喜欢还是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刘苗苗：我始终在抗拒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当然是真心喜欢，因为很爱，所以不轻易动它。有时候不想随便做也是因为爱，我十六岁从事这个专业，我把一生的时光都用在这上面，我比很多人都幸运，很多人一辈子做了，其实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我幸运的是我在做自己喜爱的事。

任何事情都会有挫折，做一件爱的事情也会有惶恐的时候，也会碰到瓶颈。我跟我的学生讲课时常会说，我的任务是陪伴你们，不是教导你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讲课的核心，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让你们爱上电影，因为只有爱，只有爱上电影才能克服所有的挫折，如果你不爱你，很快就被打垮了，那就败退下来，只有爱才能做到最终的坚守。

作品《家丑》剧照

采访｜马燕、毛雅洁

摄影｜郎凯、赵辉

整理｜雷旭、马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